唐代高僧义净在公元691年完成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述有关他到印度的经历：“未隔兩旬，果之佛逝。經停六月，漸學聲明。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國（今改為室利佛逝也）。複停兩月，轉向羯茶。”在同一本书中，他也提到有关无行禅师的经历，说：“與智弘為伴，東風泛舶，一月到室利佛逝國。國王厚禮，特異常倫，布金花，散金粟，四事供養，五體呈心，見從大唐天子處來，倍加欽上。後乘王舶，經十五日，連末羅瑜洲。又十五日到羯茶國。”
许多学者都认为这里的“末罗瑜”与“Melayu”极之相似。若“末罗瑜”真的就是“Melayu”的译名的话，那么在中华的古文献记录中，这名字最早出现在这里。
也是由义净所著之《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这么记述着：“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純唯根本有部。正量時欽。近日已來少兼餘二(從西數之有婆魯師洲末羅遊州即今尸利佛逝國是。莫訶信洲。訶陵洲。呾呾洲。盆盆洲。婆里洲。掘倫洲。佛逝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錄)。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可百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里。商舶串者准知。”
这里提到的“末罗游”是“末罗瑜”的另一个译名，也许是因为“改为室利佛逝”了，所以不以“国”作称，而是“洲”了。
而后来成书的《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这么记载着：“（贞观）十八年正月朔吐谷浑薛延陀吐蕃高丽百济新罗康国于阗三月火辞弥国十二月摩罗游国各遣使献方物。”这里所记的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应该是公元645年1月。
而在《唐会要》（成书于961年）卷一百里介绍金利毗迦国时是这么记载的：“金利毗迦。在京師西南四萬餘里。行經日亙國。訶陵國。摩訶國。新國。多薩國。者埋國。婆婁國。多郎婆黃國。摩羅遊國。真臘國。林邑國。乃至廣州。”
这里的“摩羅遊”相信也是“末羅瑜”的另一个译名，这些记载都说明了早期的“摩羅遊”是个国家，曾遣使向唐朝朝贡。而婆婁國与多郎婆黃國就是今天的巴厘（Bali）与杜朗峇望（Tulang Bawang）。
尽管中华古文献中都曾提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可惜我们只知道这些国家的存在，却不能肯定这些国家的确实地点。例如我们从唐僧义净的记载中知道从佛逝国乘船北上能到“末罗游国”，但却没有对“末罗游国”的地理位置有更详细的描述。因此，到目前为止，由于缺少能够佐证的资料，加上流传下来的文献没有统一的译名，学者对于东南亚各古国的版图与位置，还是介于大概与推断之间，甚至是有个别的说法。无论如何，凭着义净所做的纪录，“末罗游”后来成了“室利佛逝国”的其中一员的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
因为唐僧义净记录说：“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因此能肯定地说当时的“末羅遊”是个受印度文化影响的佛教国家。因此就有人认为“末罗游”这名字有可能是印度人起的。他们引据印度的古文献《罗摩衍那》（Ramayana）里有提及一个叫做Malaya的国家。
而唐僧智升所著的《续古今译经图纪》恰好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他在介绍汉传密宗祖师时，开头是这么写的：“沙門跋曰羅菩(上聲)唐(地之上聲)[梵語：Vajrabodhi，669年－741年] ，唐云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此云光明國其國近觀音宮殿補陀落山)婆羅門種。”
也就是说，金剛智大师是来自南印度的摩賴耶國人，一般称之为摩赖耶人。而摩賴耶的译音恰好是“Malaya”。
类似“Melayu”的名字还有在今天印度南部的坦贾武尔（Thanjavur）的布里哈迪斯瓦拉湿婆神庙(Brihadisvara)主塔南面墙的第一层及第二层的铭文上出现。有关铭文记载着古印度朱罗王朝拉真陀罗王（Rajendra Choladeva/Chola I）在他在位第十二年到十九年之间（1024年到1031年）的所讨伐过的国家。其中有这么一段是这样的：“在敌人辽阔城市的“战门”的那道拱门名叫“持明者之飞翔护卫”（Vidyadhara-torana）; 那装饰得无比亮丽的“珠宝门”; 那“至大珠宝之门”，至大荣耀的Vijayam(佛逝？) ；让河流灌溉着的Pannai（今之Panai）；在高山上有个城堡的古老Malaiyur（末罗游？）；以四周深海作护城的Mayirudingam;无畏地参与壮烈战役的Ilangasogam（狼牙修）。”这段铭文让有些学者认为“末罗游”不太可能是在多是平坦地区的苏门答腊南部，反而比较可能是在多高地的苏门答腊西海岸。学者们的这个猜测受到出土的不空羂索观音石像铭文有力的支持。
1911年，在西苏门答腊省达尔马斯拉亚（Dharmasraya）县的一个叫做Padangroco的地方（峇当哈里河上游）出土了一块石像基石。基石四面刻有古爪哇文及梵文铭文，表示在1286年，爪哇王朝之王，śrī wiśwarūpa kumāra送来佛像作为礼物，由爪哇岛运送到swarnnabhūmi（意为黄金之地，苏门答腊岛当时称号），并耸立在dharmmāśraya，让mālayu所有阶层的国民高兴，特别是śrīmat tribhuwanarāja mauli warmmadewa（mālayu国国王）。而铭文所提到的这座佛像就是距离Padangroco约4公里，一个叫做Rambahan的地方，在1884年出土的一尊不空羂索（梵名为 Amoghapasa）观音石像。石像背后刻有梵语铭文，说在1347年，号称Srī Udayādityawarma Pratāpaparākrama Rājendra Maulimāli Warmadewa大王的Adityawarman下令在有关的石像背后刻下宣言，说他是“Malayapura”（马来亚坡拉，意为马来亚之城）的“Maharājādhirāja”（我猜是“王上王”之类什么的）。
因此有学者猜测说，末罗瑜国的宫殿是在高山上，但是港口却是在占碑。所以，义净才会在抵达占碑的时候说到了末罗瑜。
浏览网上许多资料，大都提及占碑与巨港之间有一条河，名叫马来由河（Sungai Melayu）。有些还说，那是苏门答腊岛最长的河流--峇当哈里河（Sungai Batang Hari）上游的一道支流。学者们都推断当年唐僧义净所提到的“末罗瑜”国，就是在这条河边建立起来的。除了因为出土的不空羂索观音石像及其基石上的铭文的关系之外，在《Sejarah Melayu》（马来纪年，成书于约1612年）里也有这么一段记载：“Kata sahibul hikayat ada sebuah negeri di tanah Andalas, Palembang namanya. Demang Lebar Daun nama rajanya, asalnya daripada anak cucu Raja Suran, Muara Tatang nama sungainya. Adapun nama Perlembang itu, Palembang yang ada sekarang inilah. Maka di hulu Muara Tatang itu ada sebuah sungai, Melayu namanya. Dalam sungai itu ada sebuah bukit, Siguntang Mahameru namanya.”
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话说在Andalas（安德拉斯，有说是古时苏门答腊岛南部某区，也有说是苏门答腊岛之别称）之地上有一个国家，名称 Palembang（巴邻旁，今之巨港）;君王是Demang Lebar Daun（德芒・勒巴・达葷，直译为叶之宽酋长），是Suran（苏兰）王的子孙。有河名称Tatang（鞑当）河口。也有个名称 Perlembang（泊邻旁）的，就是现在这个巴邻旁了。而在鞑当河口上游有一条河，名称Melayu（马来由）。在那条河里有座山，名称 Siguntang Mahameru（西衮当马哈美如，直译为西衮当大须弥山）。”有点奇怪的是，作为马来民族的名称起源，这么“重要”的一条河，却不能在网上得到一点有关的资料。若说这里的鞑当河口就是峇当哈里河，那么今天的巨港实际上离峇当哈里河有整百里之远。不过在网上就能找到 在今天的巨港还真有座名称Siguntang的山。而这座山的南边有一条河，叫做穆西河（Sungai Musi）。西衮当山目前是当地居民所敬仰的圣山，也是考古遗迹，因为在这山附近已经发掘出许多古代文物。这些都能够证明巨港在古代是个重要的城市。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反而能在马来西亚柔佛新山找到一条流向柔佛海峡的“Sungai Melayu”（马来由河）。有关这道河的名称来历，就希望有人能够提供。
因此，若《Sejarah Melayu》这段记载能采用的话，相信有关记载的“马来由河”应该与今天的穆西河会有很大的关系。当然，若有人能指正这论点，则感激不尽。
而在《Livres des merveilles du monde》（意为“世界奇迹之书”，一般称之为“马可波罗游记”，成书于1299年）中，马可波罗说他从占城往南航行的时候，到过一个叫做Pentam的岛。岛上有座富饶的城市，名称“Malaiur”。然而，历史界有些学者都质疑马可波罗实际上没有亲身到过这些地方，认为游记里的记载的许多地方都是他从别人身上听来的经历。
而在宋史中，就没有出现类似“Melayu”的国家的名字出现了。然后在元史中，类似的名称再次出现，而且使用的译名也不一样，不清楚是否代表同一个国家，例如：
《元史》卷十一∶
“至元十七年十二月戊寅，以奉使木剌由国速剌蛮等为招讨使，佩金符。”
“至元十八年（1281年）六月壬辰，奉使木剌由国苫思丁至占城船坏，使人来言，乞给舟粮及益兵，诏给米一千四百余石。”
《元史》卷二十：“大德三年（1299年）春正月癸未朔，暹番、没剌由、罗斛诸国各以方物来贡，赐暹番世子虎符。”
或是泛指东南小国，如《元史》卷二十：“大德三年三月戊午，马来忽等海岛遣使来朝，赐金素币有差。”
或已是种族的称谓，如《元史》卷二百一十，列傳第九十七，外夷三，暹条：“暹國，當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其表至，已先遣使，蓋彼未之知也。賜來使素金符佩之，使急追詔使同往。以暹人與麻里予兒舊相讎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暹人「勿傷麻里予兒以踐爾言」。”
到了1365年，满者伯夷的一位宫廷诗人，以Mpu Prapanca的名义，以古爪哇语写了一篇有名的诗篇，称为《Desawarnana》（意为∶省县录）。诗篇里面就记载了满者伯夷的版图。诗篇的第十三段是这样的∶
“lwirning nūṣa pranūṣa pramukha sakahawat kṣoni Malayu
ning Jāmbi mwang Palembang Karitang i Tĕba len Dharmāśraya tumūt
Kaṇḍis Kahwas Manangkabwa ri Siyak i Rĕkan Kāmpar mwang i Pane
Kāmpe Harw āthawe Maṇḍahiling i Tumihang Parllak mwāng i Barat
lwas lāwan Samudra mwang i Lamuri Batan Lāmpung mwang i Barus
yekāḍinyang watĕk bhūmi Malayu satanah kapwāmatĕh anūt”
学者们对这里的翻译有些不一的看法。西方的学者多认为上半段的第一行里的Malayu，指的是当时苏门答腊岛上，满者伯夷王朝最重要的附属国，接下来分别是Jambi，Palembang，Teba，和Dharmasraya。这是因为其他许多同期诗篇里的苏门答腊岛已经有个常用名称，叫做Swarnadwipa，意为“黄金之岛”。然而，印尼学者多认为这里的Malayu其实就是苏门答腊岛的别称。因为那段诗的下半段第二行就提到说：“这些都是俯首称臣的Malayu国家。”。
这是外国学者想像的满者伯夷王朝版图(点击可看清晰原图)而葡萄牙裔药剂师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在1512年开始书写《Suma Oriental》（东方志），里面清楚记载着“Tana Malayo”（马来由土地）是在巨港省的最东南端，他相信拜里米苏拉就是从这里逃出去的。
自元史以后，中华古文献中类似的译名就没有再出现。虽然在《明史》卷三百二十三列传第二百十一外国四里记载着一个叫做“猫里务”的国家，不过却说这个国家近吕宋，本名为“合猫里”。看来只是别名听起来相似而已，并非之前所提到的马来国。
一直到了清朝，如徐继畬在1844年所著《瀛环考略》里这么记载着：“亚细亚之南洋，万岛环列，星罗棋布，或断或续，大者数千里，小者数百里，或数十里。野番生聚其间，榛（犭旁丕）相仍，自为部落。其人之种类，统名曰巫来由，又有称为绕阿（Jawa）者。”很明显地，“巫来由”在那时候已经是种族的名称。
语言的角度来看，根据南印度淡米尔语，Mala的意思是山，而ya是陆地，因此Malaya的意思就是山之地。
根据爪哇语，“mlayu”有“奔走、逃亡”的意思；根据塔加洛语，“malayo”有“遥远”的意思，而“malaya”则有“自由”的意思。根据菲律宾当地的传说，那里的马来人都是因为躲避在印尼受到的政治逼害而移居或逃难而来的。书写《Suma Oriental》的托梅・皮雷斯也很支持这种说法。他写道∶“那位拜里米苏拉告诉那些海人（英=Celates/巫=Orang Selat或在海峡一带居住的Orang Laut）说∶你们都知道在我们的语言中，逃亡的人就被称为‘Malayo（马拉哟）’。既然你带来这样的果子给于在逃亡的我，那么这个地方就叫做‘Malaqa（马拉卡）’，意思就是‘隐藏的逃亡者’....”
在欧洲殖民时期，葡萄牙人引用马来文的“Melayu”而做词“Malaio”，荷兰人则引用之而成了“Malayo”，然后英国人就引用之而做出“Malay”。
本来不是语言或种族的名称，是如何变成今天的语言与种族名称的呢？我会在下一篇里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