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尖之见》寄居主义三剑客

国民大学的马来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讲师，张国祥博士教授在2009年8月16日向马来报章《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的星期刊发表谈话，表示华文报也有在散播种族主义。很明显的，他是在冲淡最近马来报章在散播种族主义所产生的影响。给大家一个印象说，大家实际上都在这么做，所以不必感到大惊小怪。

有关新闻在成为《每日新闻》的会员后就可以看到。新闻标题是《Akhbar Cina, India ada tugas sebagai suara nasional》（华文，印度报章有责成为国民之声）。非会员可以到《马来西亚局内人》那里看转载。

这位大博士说华文报章是种族性质的，因为只有明白华文的人才会明白报章内容。虽然这言论与你妈妈是女人同样地废，不过我们暂时放在一边，看看他下一个言论。他接下来说有的华人没有读华小，因此就不会去阅读华文报章。因此华文报章就能自由地写他们所要写的东西，甚至是把种族，国民和国家的真正意义摆在一边。

我不知道有些华人是否有够蠢，心里开始觉得这家伙好像说得有点道理。当然，这也是要看那些华人到底成功被政府隔离到什么程度。首先，读华小并非是认得华文的唯一途径。因为每个人也能够通过自修而认得华文字。即使不认得华文字的，无论是什么人也好，若对华文报章上某些新闻有兴趣的话，也会找一些认得字的朋友，向他们询问。我们的首相甚至有专人为他阅读报纸，向他报告报章的内容。纵观报史，非国文报章因为一些有的没的原因，而被吊销出版准证的记录比比皆是。所以若说华文报能够‘自由地’写他们所要写的东西的话，这点是完全扯蛋的。当然，这个‘自由地’实际上是被诠释为‘容许使用华文’的话，你也不得不承认那是个道理。

他后来说，令人伤心的是，那些为大多数大马人所看得明白的英文或国文主流媒体在说了一些偏向马来人的看法和新闻的话，就被看成是有种族主义。他认为大家不应该有这样的态度，而华文及印度报章也不应该成为华裔和印裔发表种族看法和要求的平台，而应该要巩固华人成为真正大马人的平台，不要总是在提倡中华精神。他说华人社会应该入乡随俗，要实务，别提那些不合理兼不符大马精神的要求。

说到这里，盲的也知道这家伙是在说，偏向马来人是无可厚非，偏向华人或印度人就是不合理，不符合大马精神。

这是很典型的“寄居者”心理。我在许多华人身上都看到这样的心理，无论他们自觉或否。不过在这个案上就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在这个“寄居者”的心理上，还有很浓厚的“马来人至上”味道。华人特有的奴性，居然在这里大发光芒，看来邱家金和郑全行都有了新伙伴，负责在教育界做干训局的打手和枪手。

吸取了两位前辈的经验，张国祥博士教授则学乖了，马上表示他不介意会被称为背叛华人之徒，以大义凛然的语气说他不是好勇或多嘴，而是说出需要接受的真像和现实。他提醒在这个国家的华人及印度人说，接受马来因素渗入种族，例如口操马来语，是必须的。

其实我对这些鼓吹“奴性”的华人也不怎么样。人各有志，而且像这样的人，在这世界上也不见得少。但是鼓吹归鼓吹，在真话中加一些谎话来混淆视听和误导就要不得了。特别是这种最近的政客都爱用的手法∶利用一条真理，为一大堆谎话或歪理护航。那些人要嘛就接受全部，不然就是违反了那唯一的真理。

例如对老马颁布的英化数理政策，就因为有人抬出母语至上的旗号，政府因此要嘛就接受完全英化，不嘛就打回小学就以母语教导，到中学就以马来人的母语教导的原形。不知教育部是有意还是懒惰，英化数理政策的执行为何一定要弄成二者选一的局面，而不能提供更多选择的情况呢？

而张博士教授就祭出应该懂得使用马来语这法宝，来误导大家应该接受同化。说到底，我从来不会反对若要把懂得马来语作为大马人的其中一个责任。更何况到了今天，说完全不懂马来语的人其实不多了，最多是不够流利而已。而语言不够流利很大原因就是没有时常使用的关系。说到这点，我们也不难发觉，一些马来人本身也不太爱使用马来语，认为不符合自己的精英身份。

后来张博士甚至把最近人人议论，却始终难以明白其中奥妙的口号 --“一个马来西亚”当法宝祭起，指责华文报章（不知怎的，印度报章好像配角那样，偶尔才出场衬托衬托 ）时常搞种族主义，因此对产生真正的国民没有帮助。他也认为华人在本地的待遇甚好，所以没有必要再多要求些什么。

这些言论其实在先前都被许多政客使用过了，一点也没有新意。张博士如此地拾那些政客的牙慧的做法就让人非常怀疑他实际上就是在为政府背书。马大历史系教授丹斯里邱家金算是比较“有名气”的人物，因为偶尔在报章上都能看到有关他的新闻。去年12月的时候就发表了华人应该放弃母语教育的言论，可称为高等教育界“寄居者”主义先驱。至于后来的国防大学高级讲师郑全行，或更正确来说，应该叫他做莫哈末黎度安郑阿都拉（Mohd. Ridhuan Tee bin Abdullah），接二连三地在《马来西亚前锋报》攻击华文报章搞种族主义，到如今的张国祥博士在《每日新闻》的谈话，令人觉得他们跳出来喊话的时机和因缘，都有一种“被安排好了”的感觉。

虽然这三位高等教育界的“寄居主义”分子的言论都是千篇一律，但张博士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多说了一句“中肯”的话∶“我认为，华人社会不觉得马来人厉害，因此很难接受马来因素，包括国语。”

我自己也认为华人社会不觉得马来人厉害是确有其事。其实，也不是华人社会而已，特别是自认精英阶级的马来人，身上的“马来因素”实际所剩无几。若有这样的马来人如此地看不起自己的文化，神经正常的我，实在是看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要接受同化。

但是“很难接受”马来因素要如何说起呢？

首先，作为马来因素之一的国语，无论华人喜不喜欢，只要是进入国家教育体系就学，国语就是必修科。在重要的考试中，更是非合格不可的科目，也是国立中学的教学媒介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难以接受”国语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再说，除了国语，“马来因素”如饮食和服装，华人社会都很抗拒这些吗？

当然，若前提是要华人接受同化，也就是说完全接受这些马来因素，来取代“现有因素”，那么华人自然是很难接受的。这些人都强烈暗示了，同化是国民团结的唯一出路。就算这个歪理可以成立，我也看不到为何是同马来人的化，而不是同伊班人，卡达山人，华人或印度人的化。我所读的书肯定是比这些博士教授还少，但我却很肯定同化并不是团结的终极之道。今天就算这个国家只有马来人的存在，他们也会分丹州马来人，吉州马来人和柔州马来人等。若有人要分爪哇马来人，武吉斯马来人，米南加保马来人，亚齐马来人等，那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就不说，即使大家都成了回教徒，也会分宗分派。到时，一样有种族纠纷和宗教纠纷的出现。我们可以拿泰国和印尼的华人来做例子。他们的言行都与一般的泰国人和印尼人没什么两样，但是自认“原装”的泰国人和印尼人都会“区别”出这些华人。

也许那位在幕后策划张博士出场的人担心博士出手太用力，因此另外安排了帮手打圆场掩饰。这位帮手就是马来亚大学媒体研究院高级讲师阿布哈山博士（左图）。

他认为每个报章，包括马来报章都在搞种族主义，都忘了应该注重国家而不是种族的斗争和要求。他说报章报导有关种族和社群，就是搞种族主义。他认为这种发展是不健康的，就如政府不实施单一语言教育制度那样。

最后他说∶“主流报章若不想被称作是搞种族主义，或要成为国民之声，他们的报导就应该要公正和公开，而不是照顾报馆拥有者的利益。华文报章和淡米尔文报章要准备减少扮演社群报章的角色，然后改变成为使用国语的报章。”

同样地，这位博士也用回同样的手法，把歪理和真理放在一起，混淆视听。大佬啊，要华文报章改变成为使用国语的报章，那不就等于叫他们关店收档了吗？

不过这一招还挺绝的。大马若真是用国民团结这支鸡毛来当令箭而消灭了华文读物的话，华人的最后堡垒 -- 华文教育也就不打而倒了。

根据马来西亚发行审计机构（Audit Bureau of Circulations Malaysia）的报告，华文报章是本地销量最多的报章。从2005年到2008年间，每年都保持在一百万份以上。而马来报章却有标青的增长率，能从2005年的六十多万份增加到2008年的八十三万多份。接近或超过一半的马来报章都在雪兰莪及直辖区里卖出，接着下来是霹雳和柔佛。见鬼的是，国阵在去年的大选中都在这些地区翻了跟斗，而马来报章最不畅销的地区（平均每年不超过两万份），竟然是在国阵大胜的东马。

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有点不敢想了。

《两尖之见》再为猪肉说公道话

昨天在佳礼看到有人问起为何回教徒不吃猪肉。虽然很多人也在那里提起过很多次了，但是一无所知的人还很多，最可怕的是还有讹以传讹的人。说什么孔子也不吃猪肉，因为在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古代社会，备受孔子推崇的古书《礼记》少仪篇上有一句：“君子不食溷豚。”即君子不吃猪肉。

这实在是太可恶了。上次是用李时珍，现在用孔子！

2008年4月9日，我在佳礼发表了有关猪肉的《为猪肉说几句公道话》，内容如下∶

我本身不会对猪肉很着迷。

不外是吃一些半肥瘦叉烧，云吞水饺，点心烧卖，肉包子，娘惹猪蹄，豆酱排骨，韭菜猪肝，姜葱猪肉，香芋扣肉，咸鱼蒸肉，炸肉扒，咕噜肉，猪肉丸子，排骨熬汤，还有午餐肉。

看起来很多，不过这些菜肴都是一个月吃这么个三四次，有些“好料”也许是一个月一次或更少。

那些一年之内没吃几次的有火腿，熏肉片等。而猪杂（除了猪肝）好像好几年都没吃了。不过，猪杂粥还有猪肉沙爹近这一年好像吃过一次。

曾经在森美兰州马口镇上靠近旧戏院的地方吃猪杂。朋友介绍的。似乎我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吃猪杂了。朋友介绍我吃猪肺，味道还可以接受。猪耳朵，猪头皮，猪舌头看别人吃就好，自己就很恶心。

炖猪脑和猪红粥好像在小时候只吃过一两次而已。

最近很多人为了养猪场的事议论纷纷。特别是马来人，对“猪”，特别抗拒。

甚至有人引经据典，说猪肉的坏话。他们说，除了可兰经，旧约圣经还有犹太教的经书都提到猪肉的禁忌。

可兰经第二章第一七三节∶他只禁戒你們吃自死物、血液、豬肉、以及誦非真主之名而宰的動物；凡為勢所迫，非出自願，且不過份的人，（雖吃禁物），毫無罪過。因為真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

可兰经第五章第三节∶禁止你們吃自死物、血液、豬肉，以及誦非真主之名而宰殺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觝死的、野獸吃剩的動物，但宰後才死的，仍然可吃；禁止你們吃在神石上宰殺的；禁止你們求簽，那是罪惡。今天，不信道的人，對於（消滅）你們的宗教已經絕望了，故你們不要畏懼他們，你們當畏懼我。今天，我已為你們成全你們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賜你們的恩典，我已選擇伊斯蘭做你們的宗教。凡為饑荒所迫，而無意犯罪的，（雖吃禁物，毫無罪過），因為真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

可兰经第六章第一四五节∶你說：「在我所受的啟示裡，我不能發現任何人所不得吃的食物；除非是自死物，或流出的血液，或豬肉——因為它們確是不潔的——或是誦非真主之名而宰的犯罪物。」凡為勢所迫，非出自願，且不過份的人，（雖吃禁物，毫無罪過），因為你的主確是至赦的，確是至慈的。

上两段经文的确说出猪肉不可食。最后一段的“你说”指的是谁，就不太清楚了。因为这里突然指出猪肉的不可食的原因为不洁。不过三段都重复地说，若为势所逼，还是可以吃的。

回教徒说回教在食品方面的律例有兩方面：衛生和衛性。所謂衛生是指不洁，对身體有害而言；而所謂的衛性是指內在的，也就是精神和心理上的清洁。而猪被指是不洁的动物，无论是在性质上或是外形上，所以成为禁品是必然的。

圣经的利未记第十一章里对食物禁忌的指示就相当详细。由于太长，所以有兴趣的人就自己到网上去找吧。

在这章提到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要他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走兽中可吃的、乃是那些凡蹄分兩瓣、倒嚼的走兽、除了骆驼。那些倒嚼不分蹄、如沙番和兔子是不潔淨的。猪虽然蹄分兩瓣、卻不倒嚼、所以就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人不洁净。

除了走兽，在这章经文中也提到水中，在天空，可喫和不可喫的动物，虫类。他们不净洁的程度，还有如何应对。最重要的是，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喫的、与不可喫的活物、都给分別出來。

在这两本经文中，都没有说出为何猪不清洁。当然，经文是传授宗教教条的书，不是科学知识，没有明说也不是什么怪事。

因此，有的人就引用某食物研究专家的著作，说猪油有饱和脂肪酸，对健康特别有害。而草食动物，如羊，牛，家禽，鹿等则有很高比例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对健康无害。

除此之外，他们也提起猪肉有旋毛虫。说在猪肉中的旋毛虫本是囊状物。当猪肉进入人体时，消化系统的分泌液分解了含旋毛虫的囊，于是，其中的幼虫就开始发育、成长和繁殖。每只旋毛虫至少繁殖１５００个幼虫。它们通过人的肠子进入血液，然后，寄生在肌肉里，甚至在心脏、舌、神经系统和大脑里。幼虫的生存期可长达六年之久。

他们还说，旋毛虫有两种。一种会感染所有的家畜，但它只在肠胃消化道里完成其生命周期。因此，他对人的危害仅局限于人的肠胃，且可以用药予以抑止。另一种的是猪所感染的。它跑遍人体后在肌肉组织内寄生以完成其生命周期。因此，同第一旋毛虫相比，第二种感染性更严重且难以控制。

最后他们引用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的话，什么「豬，吃不擇食，臥不擇埠，目不觀天，行如病夫。其性淫，其肉寒，其形象至醜陋，一切動物莫劣於此，人若食之恐染其性」。又說：「南豬味厚，其毒尤甚。」他们觉得他的意思是說南方的豬其毒害是極大的，這自然會使人們聯想到其他地方的豬也是有害的。關於豬的各部位對人的危害，认为他曾分析說豬肉：「苦微寒，有小毒。能閉血脈，弱筋骨，虛人肌。凡肉有補，睢豬肉無補。豬肉毒唯在其首，疾者食之生風發疾。豬心多耗心氣。豬臨殺驚氣歸心，絕氣歸肝，俱爾可食，食必傷人。豬腎，久食令人傷腎。冬月不可食，損人真氣。」等之类。

我就在这里为猪猪们说说话。

猪有分家猪和野猪。

野猪的鼻子十分坚韧有力，可以用来挖掘洞穴或推动40千克～50千克的重物，或当作武器。野猪的嗅觉特别灵敏，它们可以用鼻子分辨食物的成熟程度，甚至可以搜寻出埋于厚度达2米的积雪之下的一颗核桃。雄兽还能凭嗅觉来确定雌兽所在的位置。野猪可以连续奔跑15千米～20千米。野猪在吃和睡上要花许多时间，有的野猪唯恐被天敌发现，常常聚集在一起的地方是河边、湖边和池塘边，往往在河川中的沙洲睡觉，这样遇到危险时就立即渡河而去，不会留下任何气味，可以确保安全。

野猪的食物很杂，只要能吃的东西都吃。青草、土壤中的蠕虫都是它的取食对象，有时还偷食鸟卵，特别是松鸡、雉鸡的卵和雏鸟。虽然鸟巢一般都隐蔽得很好，但野猪的嗅觉很灵，能嗅到巢的位置。野猪不仅善于捕食兔、老鼠等，还能捕食蝎子和蛇。在太平洋中部的礁石岛上栖息着不少野猪，它们嘴里的獠牙特别锋利，当缺乏传统食物的情况下，还能够在浅海中游泳，靠捕鱼充饥。

而家猪是养驯了的野猪。据考古研究，中国大约在八千到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埃及大约在3500年前，欧洲则在罗马时代以后，人类就已经在养猪了。

猪其实不蠢，在哺乳动物中要算智商比较高的，在家畜中绝对是最高的，比狗要高出许多。比如碰到有人来圈里抓它，它会靠在离人最远的墙角，将身体贴住墙，让你抓不着，还会把头尽量埋得低一些，直到你伸出手来，才突然张口咬你一下。而狗搏斗的时候只会一味地往前扑，没有任何策略可言。

猪还有极其发达的嗅觉。在法国的一些地区的地皮下，生长着一种价格非常昂贵的食用菌类植物——黑块菌。当地的农民把猪当作收获黑块菌的有力助手。猪在 6米 远的地方，就能嗅到长在25— 30厘米深的地底下的黑块菌。狗虽然也可以担当这一工作，但训练狗要比训练猪困难得多，而且还得天天让狗去搜寻，如果间隔几天，它就要忘记。而猪在这方面要比狗能干得多，即使每星期只搜寻一次，它也不会忘记学会的本领。

猪虽然贪吃，但世界上又有哪一种动物不贪吃呢？猪也其实是很爱干净的动物，它一点也不喜欢脏，它的嗅觉很发达，就喜欢到处闻味，闻到哪里脏就在哪里大小便。如果人们给它提供的居住环境是又脏又臭的猪圈的话，那它也就到处“方便”了。但如果人们把猪圈弄得很干净，让猪只在一角闻到有粪便的臭味，那聪明的猪就会定点到那里去“方便”了，说猪脏，其实是人们对它最大的误解。所以，猪不在吃睡的地方排粪尿，这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本性，因为野猪不在窝边拉屎撒尿，以避免敌兽发现。在良好的管理条件下，猪是家畜中最爱清洁的动物。猪能保持其睡窝床干洁，能在猪栏内远离窝床的一个固定地点进行排粪尿。猪排粪尿是有一定的时间和区域的，一般多在食后饮水或起卧时，选择阴暗潮湿或污浊的角落排粪尿，且受邻近猪的影响。据观察，生长猪在采食过程中不会排粪。

在这里顺便提一提猪的采食行为。猪的采食行为包括摄食与饮水，并具有各种年龄特征。

猪生来就具有拱土的遗传特性，拱土觅食是猪采食行为的一个突出特征。猪鼻子是高度发育的器官，在拱土觅食时，嗅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在现代猪舍内，饲以良好的平衡日粮，猪还表现拱地觅食的特征，喂食时每次猪都力图占据食槽有利的位置，有时将两前肢踏在食槽中采食，如果食槽易于接近的话，个别猪甚至钻进食槽，站立食槽的一角，就像野猪拱地觅食一样，以吻突沿着食槽拱动，将食料搅弄出来，抛洒一地。

而更重要的一点，猪也同人类一样是有七情六欲的。它会因为居住的猪圈窄小拥挤而怒，会因为吃了一顿饱饭而喜，会因为人类要强行把猪母子早早分开而哀，也会因为居住环境的改变而快乐。

家猪的环境和食物都是人类给的。虽然猪是杂食动物，若我们人类不给它肉吃，它还是会长大。是不是这样一来，猪油的成分就和草食动物一样了呢？

至于旋毛虫病，虽然猪是主要传染途径，但在羊肉身上也有。最主要的是，人是因生吃或半熟食含旋毛虫包囊的肉类而感染的。

还有，本草纲目里的话也给他们乱引用。

李時珍说，“方有臟連丸、黃連豬肝丸，豈忌肉而不忌臟腑乎？”意思是，药方里有用到内脏的时候，怎么没有忌内脏却要忌肉呢？这是不合理的。

他是针对别人所说的∶“豬肉閉血脈，弱筋骨，虛人肌，不可久食。”，还有针对陶弘景所说的∶“豬為用最多，惟肉不可食。”，还有韓懋所说的∶“凡肉皆補，惟豬肉無補。”而做出批评。这些句子虽然在本草纲目中出现，却都不是李时珍所说的。

而李時珍自己说∶“南豬味厚汁濃，其毒尤甚，”其实这句还没有完毕，因为接下来还有“若將為大禁者然。然今人終日食肉，內滋外腴，子孫蕃衍，未見為害若斯之甚也。”他又说∶“合黃豆、蕎麥、葵菜、生薑、胡荽、吳茱、牛肉、羊肝、龜、鱉、鯽魚、雞子，食之皆有忌，然餚饌中合食者多，未見絲毫作害也。大抵肉能補肉，而其味雋永，食之潤腸胃，生津液，豐肌體，澤皮膚，固其所也。”

再说，如果同意本草纲目的话，那么这本书也说狗肉补，是不是就可以吃狗肉了呢？

当然，我不是说猪肉好，猪肉妙，猪肉呱呱叫。

少肉多菜是近代科学医学上的可靠证论。再说，若吃猪肉很危险，吃牛肉也有疯牛症，口蹄症的危险，吃鸡肉也有禽流感的危险，吃鱼肉也有海洋河流污染的危险，连吃蔬果，也有农药过多的危险。那该怎么办？

忠于宗教的教条是很好的，因为这表示了心内的虔诚和坚定的意志力。不过太过于陷入教条，就着相了。不止离开真理越来越远，也代表着入魔的开始。

好了，以上就是那篇文章的内容。现在说回孔子的“君子不食溷豚。”

这是很明显地不合常理的。若孔子同意君子不吃猪肉，那么崇儒的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不吃猪肉了，还怎么能够成为猪肉消费大国呢？

看回《礼记》少仪第十七的内容中，发觉没有所谓的“君子不食溷豚”。反而有一个“君子不食圂腴”。圂腴（hun4yu2），指的是猪或狗的内脏。

君子不吃猪狗内脏。这才比较像话，也像孔子说的话。

就说可兰经教说不吃猪肉就好了，何必拉孔子下水呢？

《两尖之见》也谈马来语

西西留在他的部落格中表达了他对马来语文的看法。这是我所看过有关马来语文最‘大胆’的评价。他说∶“西西留在提到马来文地位的话题时，时常会对人说：「本土马来文从来不是主流，现在不是，以后也不可能是。」这句话是带有种族沙文主义的，当然我要说的是本土马来语，而不涵盖印尼语，这个结论是非常肯定的。”

详细文章可以看这里。

西西留的这篇文章是因为最近闹得热哄哄的英化数理问题而发的。基本上，主流媒体对马来语文的课题的发言都非常‘客气’，就连网上比较不客气的，也让我觉得有点虎头蛇尾，甚至是草草了事。总觉得像漏了些很重要的东西没有提到。不知道是不想说，还是无从说起。不管这算不算白色恐怖，我今天也在这里从历史的观点上对马来语的课题给给我的‘两尖’，希望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若我说文明的演进都离不开‘整合发展差别-价值观影响-新发展-整合发展差别’这样的循环的话，应该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以中华的文学史来说，从原始社会的口唱歌舞，口传神话，然后到使用宗教或巫术作为政治工具而出现的卜辞；而神话则演化成后来的小说和散文，歌舞则演化成后来的诗歌词赋和戏曲。即使在宗教上也有个别的经书流传。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具有特色的扎实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若我们拿日本当另一个例子的话，我们知道的是，与马来语一样，日本本来只有口头语言，没有书写文字。约在公元三世纪时，中国汉朝的文字随着移民和佛教，开始大量地传到日本来。当时的日本人有的按照这些文字的字义，然后配上日本固有语音来发音这些字；有的则采用那些与日本固有音节相似的中文字，再以固有文法来记事。汉朝文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既有也便利的记事"工具"。但是日本人对于这"工具"的用法却没有全盘接受，而是依照自己的需要，然后发展出这"工具"的另一套用法，也就是后来所演化成的，适合表达口头语言的表音性符号 -- 假名。

日本在这里与中华文明的那种扎实渐进楷模则有点不一样。日本的文明产生变化是因为接触到了比自己文明大为先进的外来文明。不同的文明在经过接触后，一般上较落后的文明最终会面对淘汰，或是经过整合后出来的，外来文明占了大部分的新文明中，仍有一小部分的旧有文明以另一种形式，被融合或保留在中。不过，这也是要看不同的文明是以怎样的因缘而接触，文明差距的程度，还有价值观上的认同。日本在面对这样文明差落巨大的冲击中，最终却能成功地‘择适者为己用’，蜕变出有自己的文明特色和文化方向，圆满了上述的文明发展循环，也是一项成功的转变，正面的进展。

而马来语的演进，能够分成4个阶段∶

1. 古老马来语（Bahasa Melayu Kuno）( 7世纪到13世纪末期)
这期间的马来语，据说最先是用仁崇文（Rencong）书写。不过，目前最古的文物铭文却是用演化自南印度的婆罗米文（Brahmi）的跋罗婆文（Pallava）书写。接下来还有演化自跋罗婆文的卡威文（Kawi）。卡威文后来也衍生出多种文字，包括爪哇文（Jawa），龙塔拉文（Lontara）等，历史学家就把这些在马来群岛，指的就是如今马来半岛和印尼群岛这些地区里所使用的文字统称为奴桑达腊文字（Aksara Nusantara）。




















到今天为止，在马来群岛所出土的，这个阶段期的文物当中，所出现过的语言有五种，分别是梵语（Sanskrit），马来语，峇厘语（Bali），爪哇语（Jawa）及巽他语（Sunda）。

这是在加里曼丹岛东部的一个古早王国 - 古戴王国（Kutai）的石碑，大约有1600多年的历史。铭文是用跋罗婆文写的梵语。


















这是在苏门答腊南部一个叫做Kedukan Bukit出土，用跋罗婆文所书写，刻于公元683年，第一个提及室利佛逝（Srivijaya），也是目前有关马来语中的最古旧的文物。因此被用来标记古老马来语时期的开始。

从这些迹象看来，马来语并不是马来群岛唯一的语言，使用范围应该是马六甲海峡一带。除了跟其他语言有互相影响，马来语所使用的文字也不一致。马来群岛土邦林立，在这期间虽然也出了室利佛逝和满者伯夷（Majapahit）这两大王朝，却没有发生如秦始皇（公元前246年）那种统一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的书写的发展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两大王朝虽然称霸马来群岛，但他们在意的只是马来群岛四方小国的朝贡，人文发展从来不是他们的主要考量。

明显可见的是，马来语在这个期间虽然吸收来自印度的较进步文明，却没有像日本那样得到进展。分别在于，日本为了吸收更多，而有制度性地派遣专门学习的使团到中国吸取知识。马来土邦国家却没有这方面的渴求，因为这里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丝路途径，随着商船到这里的中国和尚或天竺僧人都很多，因此负责教导信徒有关宗教知识的师资非常足够。

2. 古典马来语（Bahasa Melayu Klasik）（14世纪到1850年）
随着回教的引进，马六甲王朝的鼎盛，马来语在这个时期的整合现象较为显著。为了更加准确地发音可兰经文，马来语舍弃了之前的文字，使用演化自阿拉伯文的爪夷文（Jawi）来书写。由于马六甲王朝的带头效应，马来语也成了许多马来群岛国家的官方文字，使用区域范围也因为商业活动的蓬勃而大为扩展。马来语被广泛的使用，使得这时期的口头文学如班顿、谚语、民间故事、童谣、诗歌等大放光彩。至于书面文学方面，除了流行起回教先知们的故事，许多来自阿拉伯，波斯的神话故事集民间传奇，以及流传已久的梵文文学，甚至是爪哇古典文学的班基故事（Panji）等都被改写，然后以新的面目问世。

至于书面创作文学作品大多来自宫廷。这些作品最初多是以写帝王传记和王朝历史为主，但都属于杜撰，目的是为帝王歌功颂德。最早的作品是大约写于1390年的《巴赛王列传》（Hikayat Raja Pasai）。后来的还有《亚齐列传》（Hikayat Aceh）、《马来与武吉斯王谱》（Salasilah Melayu dan Bugis ）等都属这类作品。以王朝历史为题材的最著名作品是《马来纪年》(Sejarah Melayu)。

在伊斯兰文学的影响下，这期间的大多数作品种类是传奇小说（Hikayat）。它大多取材于民间传说、帝王列传等，往往把神话和历史揉合在一起，浪漫主义色彩甚浓。其中最有民族特色的就是《汉都亚传》（Hikayat Hang Tuah）。除此之外，叙事长诗（Syair）是当时的主要诗体。叙事长诗一般以神话传说、宫廷故事、民间传奇等为内容，以善恶报应、歌颂爱情等为主题，也偶有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

代表着半岛马来文明起点的马六甲王朝因为成了东西方商品的集散地，导致当地文明就接触到许多来自东西方的不同文明。整合发展差距这个演进阶段虽然发生了，却一直迟迟没有进展。所有情况如回教没有进入之前一样，除了在宗教上，回教代替了婆罗教和佛教而已。‘教育’本来就是令文化和文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因素，但统治者不但没有意识到提倡平民教育的重要，反而依然依赖来源却很充足的‘外劳’来填补这方面的需要。除了宗教学士，这些跟随着商团，来自外国，到来这里求生活的工匠有些是制造火枪大炮的能手，有的是造船的能人。各式各样的人才都被有财力的统治者雇佣，为他们服务。

马来西亚和印尼曾经合作收集爪夷文手抄本，整理出十种类别有关科技的手抄本，分别是:自然，人类与生物，天文，定律，数学，医药，生物学，物理学，宗教与哲学和工程工艺。这些手抄本证明了较进步的外来文明对马来文明的一定影响。可惜这些知识虽然被抄起来，却没有人拿去发扬光大，因此马来文明的进展非常缓慢。这样的情形到马六甲被葡萄牙人侵占，王朝统治者被迫退守廖内，一直都没有什么改变。马来语可说丢失了发展的黄金机会。

马来语的发展和商业活动是有很大关联的。马六甲王朝的陷落造成了亚齐王朝和柔佛王朝的崛起。但区域的商业活动却不因马六甲王朝的陷落而停滞不前，因此语言发展只是不再只集中于马六甲而已。

虽然马来语是马来群岛的“共同语”（lingua franca），但是马来群岛语言种类繁多，以致马来语在各地口音说法等皆有不同。这种现象直到今天，还能在马来方言中看得到痕迹。本属天朝的马六甲王朝统治者在退守廖内，成立起柔佛王朝后，廖内口音的马来语逐渐被视为正统，这促成了后来廖内马来语成为马来西亚及印尼的国语的因缘。

3. 近代马来语(1850年到1957年)
这期间的马来语除了回教，也混合了许多来自葡萄牙，荷兰，英国，中国等词汇。1850年成为近代马来语的里程碑是因为武吉斯人（Bugis）史学家兼学者拉惹哈芝阿里（Raja Haji Ali）出版了第一本马来人（是的，以现在的观点来看，武吉斯人算是马来人了）自己所创作的马来语法书，叫做《欲学儿童简易字母文法解本》（Bustanul-Katibina Lis Subyanil Mutaalamin）。虽然英国学者William Marsden比他早38年前就出版了史上的第一本马来字典。这字典的大部分还谈及有关马来语法。

如今天的美国那样，马来群岛因为商业活动的蓬勃，使到这里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居者。武吉斯人身为移居者之一，却舍弃了自己本来的宗教，语言（Ugi语），文字（Lontara文），尽心尽力融入当地社会。马来语后来却由这些人推展（武吉斯人出了许多语文学者，《马来纪年》的作者就是一例），说起来也真有点讽刺。比较起同期也移居到这里的华人（如今的侨生一族，也就是Baba Nyonya），在不同文明的交融下而衍生出的新文化中依然大量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这证明了先进的文明一般都会“淹盖”较落后的文明，但价值观上的认同还是会占了很大的决定因素。

随着英国人对马来亚的殖民，他们在新加坡的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所（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设立研究中心（1877年），负责收集殖民地的资料，让英国更为了解她的殖民地。他们出版学报，研讨马来亚，英属婆罗洲各区的历史，科学和文学等，学会中最有名的学者就是温士德爵士（Sir Richard O.Winstedt）。他所发表的论文甚多，自1909年起到1955年已经超过120篇，大致可别为马来语言与文学，马来民俗与法律，马来亚历史与考古三类，其中以历史方面为多。他的得意之作有『马来亚史』，『马来文学史』，『柔佛史』，『森美兰史』，『雪兰莪史』，『霹雳史』，『吉打史考』等专书。1927年由牛津大学印行的『马来文法』（英文本），是一本说明语源，语音，切音，词品，一直到文章作法与风格等体系完整的书。对马来亚古代史研究最有贡献的是白德尔爵士（Sir Roland Braddell）。而希勒别牧师（Rev. Dr. W. G. Shellabear）是一位传教师，是把马来语拉丁化的先驱。他在海峡分会中发表过好几篇论文，如『峇峇马来语』，『马来语拼切的改进』，『马来最古文献提要』等。

英国人对马来语言及文化研究方面贡献巨大，后人在研究历史都少不了要参考这些学者的发表的资料。但最重要的还是，马来人在马来半岛的正统平民教育（可兰经研读班不算）是英国人（要记得，不是英国政府）发起的。马来半岛的第一间英文学校就是在1816年由哈京士牧师（Rev. Sparke Hutchings ）成立的槟城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在1826年，一位在牛汝莪（Gelugor）的芭主大卫布朗（David Brown）成立了第一间马来学校，就是双溪牛汝莪国民小学（Sekolah Kebangsaan Sungai Gelugor）。学校初期的课程有宗教班和爪夷文班。当槟城大英义学的马来语班关闭后，这里就设立马来语班。这里的学生在读完4年级后，就到槟城大英义学继续上课。

尽管如此，一般马来平民对正统教育的意识还很低。他们大多数认为小孩子有上宗教课就足够了。而英国殖民政府根本无意发展马来语，他们的注意力主要在维持治安和经济活动。因为英文是当时统治者和特权阶级的语文，同时是国家行政、立法与司法的官方语文。其他民族的语文，只在民间使用，没有什么官方地位。这种情况到了十九世纪末与廿世纪初，才稍微有点进展。其中是英文教育因为有受到英殖民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一枝独秀。

由于爪夷文发音不能让不会马来语的人了解真正的马来语发音，再加上马来语要成为小学里的教学媒介语，因此把马来语拉丁化就变得重要起来。由于一向来所使用的拉丁字母拼音的马来语都没有一致的系统，因此在1902年，政府就决定成立一个由卫金荪（Richard James Wilkinson）带领的委员会，在费时两年后，制定出第一个用罗马字母拼写的系统，叫做卫金荪氏拼写式（Ejaan Wilkinson）。一直到1972年的新罗马拼写式（Ejaan Rumi Baharu）为止，拼写式一共经历了多次的改良和更换。而在印尼的马来语也被其殖民主荷兰人所拉丁化，到了这里，两国的马来语的发展方向开始分家。

4. 当代马来语(1957之后)
马来语的发展在英国人带领，再加上一些马来学者的努力下，马来语逐渐有了具有特色的雏形。在独立后，宪法说明马来语为国语，而由国会决定其书写方式。后来的1963/1967年国语法令（Akta Bahasa Kebangsaan）制定马来语为官方语文，在国会、议会、法庭以及官方文件都必须使用。法令也决定马来语的书写字母为罗马字母，不过条件是不能阻止爪夷文的使用。尽管如此，英文在一些特别情况下还是能够被通融使用。这些政策虽然是为了巩固马来语的地位，但英国人在管理，行政，司法，教育上等方面所遗留下来的影响深刻，连许多马来特权阶级都没有信心马来语能取代更先进的英语，成为国家主流。例如历届的马来西亚教育部长的儿女们，就没有接受马来西亚的中高等教育。许多的高官的儿女们都出国留学去了。

纵观马来语的发展史，马来语不能像中文与日文那样地发展，我想，首先就是文字的使用。从开始到被拉丁化为止，马来语更换了多次使用的文字。每一次的更换就表示着很多方面的从头再来。

第二，在回教化时期，马来语在使用范围及地位上都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和时机，可惜却没有人致力于知识分子的培育。虽然回教化后的平民有机会接受宗教形式的平民教育 -- 教授可兰经知识，但是这些也只限于宗教上的知识，而且也不怎么与书写有关系。这样的情况一直到英殖民时期才有所改变。

第三，击垮马六甲王朝的葡萄牙人，随后的荷兰人，英国人还有日本人这些殖民主所带来的不同文明接触为何没有对马来文明上的发展产生冲击呢？我觉得这是因为葡萄牙和荷兰人在个别的殖民时期只是占领了马六甲城堡一带，也没有带入大量自己人驻守。更何况他们在意的是商业财富，并无意思把自己的文明大量强加于殖民地人民上。至于日本人的殖民时期比较短，所带来的影响则不大。至于英国人在初期也只是在意商业财富，但后来因经济利益而逐渐介入政治，管辖范围越来越大，对马来人的影响主要是在语文教育上。由于马来人笃信回教，文化与风俗习惯方面都不容易改变，而且接受英国教育或文化的人也不多，因此受英国文明的影响则不明显。

第四，自1969年513事件以来，很多在马来西亚的事情都被政治化了。很多政策都是为了政治上的考量而作，在语文与教育方面，标准语（Bahasa Baku）就是其中一例。由于这都是现代的事情，很多人都曾作出过评论，我就不多说了。

看回西西留的那句∶「本土马来文从来不是主流，现在不是，以后也不可能是。」我想，作者也许看到马来语的发展方向不止不明朗，也缺乏发展的推动力。我相信，马来语依然还是像从前那样，进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问题应该还是发生在“价值观的认同”上。如今的文明进展是日新月异，接收新资讯也很容易。很明显的，即使马来语在“价值观的认同”上有了突破，到时却是回头已是百年身 -- 晚了。因为世界从不会为了什么而停留，或等你喘喘气，让你想想应该怎么办。这样想来，说马来文以后不可能是主流，从现实上来说，也还算是客气了。

《两尖之见》马来人是懒惰的，华人是勤劳的吗？

我时常有所耳闻，说马来人是好逸恶劳的。

其实，用好逸恶劳这个字眼，对马来人是有点不公平的，虽然许多人有同样的看法，而且连有的马来人自己也这么认为。我觉得，若只针对那些祖先本来就在马来群岛生活的“海人（Orang Laut）”的马来人就也许是，外来的马来人就不算。

我常说要在马来半岛生存其实并不难。因为不在房間睡也不会凍死。下雨天的话，穿多一件衣服也能将就过去。若你有原住民的健康体魄，不穿衣也沒什么大问题，住树上，甚至是洞穴里也不怎么样。

这里沒有天災地震；一年四季如夏，一雨成秋。出海有魚，河裡有蝦。山里猛兽不多，平原河川纵横，土地肥沃。所以在这里只要肯付出劳力做，就能生存下去；也從來沒发生過什么有人餓死的事情。

不像在中国的这种有四季的国家，努力得不够的话，就会在冬天冻死，或饿死。没有观前顾后，没有未雨绸缪，没有居安思危的话，结果会死掉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就像蚂蚁看到懒猴（学名Nycticebus coucang）会惊叫说，怎么你这么懒，你根本不能生存下去的。但是懒猴也生存了很久了。虽然我们也许会猜想蚂蚁是不会绝种的，当然，懒猴后来会不会绝种就不知道了。

若真要嫌，自古以来，这里至多是有战乱的人祸。自室里佛逝要成一统马来群岛以来，各地战争不断，直到欧洲人来到这里插上一脚，多了个争香炉的鬼，战争更是平常事情。

但是这里的战争与中国的战争是不一样的。

中国历史中，成王败寇，胜利的总对输掉的赶尽杀绝，决不让他们有机会报仇或东山再起。每场战争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兵什么的。

而这里的战争是比较像匪徒抢村落，私会党争地盘。有几十几百名兵士就可以发动战争，兵临城下，先抄皇宫，后来才偶尔打家劫舍，为的只是钱。钱财武器抢够了就班师回朝。走难到森林的人民就在战事后到回来家里收拾，然后照常做工赚钱养家生活。

打胜了的王国要“保护”打输了的王国。而打输了的王国则要依照要求，每年向打胜了的王国朝贡。给不起钱，给不够钱，不想给钱的，再来打一场，像极了私会党开片，打胜了的帮派，就可以收保护费。

马六甲开国国王是泰国的敌人，因为他们杀了泰国在新加坡的人。但是为何泰国却没有赶尽杀绝，反而还让他在马六甲开国呢？很简单。有人做国王，就有人会收税。有收到税，就是有钱了。有钱了，就要向大哥朝贡。这就好像有人在你的地盘做生意，你会叫他离开吗？你高兴都还来不及呢。因为越多人在你地盘做生意越好，因为你能收的保护费就越多，不必管他们的生意是否赚钱。

是的，那是以武力说话的时代。谁的拳头大，谁就是大哥。谁做大哥，就可以收钱。不给钱的，就出兵攻打，打胜就抢钱，然后要他按时交钱，不然又再打，再抢。

换句话说，在那种时代，谁也可以划地为王，只要你有点管理能力，加一点赚钱的本事就行了。

但是自从欧洲人来了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没有抢够就走。而是侵占着不走，因为他们要的是据点。不过好在这也只限于一些据点，如马六甲，槟城，新加坡，耶加达等这种沿海据点。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不志在侵占土地，然后落地生根，就如英国人在美国赶走印第安人，夺取他们的土地来生活那样，而只是志在这土地上所能带来的财富。

于是大家都在想着如何找钱，靠谁找钱。从来没有所谓富民则强国的观念。秦始皇一统天下，为的是一统天下思维，中央集权，把各国人士都变成秦国人，真正扩张秦国国力。而这里的霸王一统天下，为的是能坐地收钱，人文是否进步，是否统一，需不需要统一，都不在统治者的思维当中。

就像是私会党顶爷，坐着等钱收就是了。给保护费的生意好不好，能不能大展宏图，都不关他的事。像这样的统治思维，你能要求他们为民为国，壮烈牺牲吗？

不过这里的Law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在中国的那套就不能搬来这里用。在中国那边是错的价值，在这里就不能算是错。

所以我常听到许多华人说，马来人很懒。可以早点做的不做，可以做多一点的时候也不做。而很多马来人会说，华人太过勤劳了。可以休息的时候也做，不可以休息的时候还会做多一点。

是的，马来人会说，生活应该是悠闲的，精神绷得太紧，不是好的生活。
而华人会说，坐吃山崩，居安思危，远忧近虑，积谷防饥，狡兔三窟等等。

这也许是很多人都不知觉的，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文化冲击”。我们可以说，马来人的“懒惰”，是这里的环境的优越条件造成的。而华人的“勤劳”是在中国那里的苛刻环境下造成的。

这两种不同的生活价值观，是很难去分辨对错的。也只有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才能凸显哪一种价值观是经得起考验。

《两尖之见》一些回教感言

在翻译了RPK的《毫不留情》全是混淆视听这篇文章，放在佳礼的论坛上后，一些网友都感叹回教在大马政治上的影响。

我当时是这样反应的∶

在我还没有出来社会的时候，回教是我无从辩论的课题，除了不知如何辩论，也觉得没有辩论的需要。大家都是抱着河水不犯井水的态度过着“相安无事”的日子。

我和马来人之间的关系，早在小学就开始了。不过当时在班上的马来人只有两位。因为他们的成绩不太好，而父母亲总是说，不要和功课不好的人来往，所以，也就不太与他们来往。不过，所谓没有来往，就是没有特意去找他们说话，或邀约他们做些什么事情。不过一般的谈话还是有的。

到了初中一，周围的马来人突然增加了很多。有聪明的，也有懒惰的。常出现在我们之间的人是就读英校的华人，他们都小华校生一岁，我向他们学讲方言，他们向我们学讲华语，而与马来人就说马来语，与印度人说英语。

虽然我们开始有交集，但我们逐渐地被跑到中间的“回教”隔离得越来越远。穿短袖白衣蓝裙的马来女子越来越少，包头baju kurung的越来越多。我不敢问，为什么那套衣服叫做“囚禁”（kurung）之衣。我不知道，我在上着道德的时候，他们在另一间课室学些什么事情。他们的课本是我不明白的爪夷文。加上我父母在他们喜爱的电视节目时段让突如其来的“祈祷”宣传片打扰时的破口大骂，对回教的典型歧视责骂，回教一直都是我生活里的禁忌。

这个禁忌逐渐地成为厌恨。斋戒时期食堂不做生意，下课还得偷偷摸摸吃东西。课室内喝水时没有躲到桌下就被责备不懂得尊敬。课程里大家要懂得回教历史，但问起历史疑点时，他却说你又不是回教徒，问这么多干吗。参加活动会议总要念一段经文，问他们念了什么，念的人也答不上来，总之念完时大家喊阿敏就是了。

是的。莫明其妙地厌恨是没有用的。知识是至高无上的财富和力量。只有了解回教，才能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他们的缺点在哪里。

其实多神论和一神论的特点是在哪里呢？

有人说，许多政治领袖本来都是多神论的支持者。但是在一神论的“看法”出世后，他们都发觉到，一神论比多神论更加适合成为政治工具。

在摩西的时代，埃及法老王迫害他们的信徒，都是因为这个宗教的统一性很强。强得法老王也觉得自己的影响力大受打折。基督教在耶稣的时代受到迫害，那是因为当权的人都惧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受打折。数百年后的回教也一样。当权者都惧怕回教的团结性。

唯神论的经文里都曾说过，圣书的一字一句都不能更改。这是当然的。因为若能更改的话，就没有无上威信了。

罗马帝国因为承认基督教，因此天主教大行其道。也因为天主教成了政治工具而变得乌烟瘴气起来，因此才有分宗分派的情形出现。犹太教事奉耶和华，基督教也事奉耶和华，到了回教时代，耶和华的名称是阿拉，其实都是同样的神。而到了今天犹太教，基督教和回教合起来的大大小小宗派却是连耶和华自己也目瞪口呆了。

大小宗派的分裂还不要紧，大小宗派之间的斗争，几千年来到底死了多少个人呢？

我们这些非唯神论的旁观者，都看得出这全是人为的，与神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不是说唯神论的宗教一无可取。宗教的价值，不在于仪式的执行，而是理念和精神上的。宗教本来就是属于精神上的领域。仪式只是对无知人的一种辅助而已。如今大多数的人都着重仪式，我可以说，唯神论的精义早已所剩无几了。

身为推崇宗教价值精神的无宗教派者，我庆幸我并没有被教徒们自己制造的不理智漩涡所淹没。

有一个叫做jinqwem的网友这么说道∶

我相信这样的观点∶我们比较不介意别人得到了什么, 可是我们会很介意自己给夺走了什么。

巫统一直以来向马来人灌输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给华小发展拨款, 给他族奖学金, 大学学额, 那么相对给马来人的东西就会减少。

马来人, 因此并不理解华人争取华小权益, 奖学金, 学额, 牌照等需求. 而我在国民孝忠课程的马来讲师更告诉我, 尽管他以前就读华小, 可是他坚持华小在宪法下是非法的。

我们的问题在于, 我们都习惯以各自族群的语言交流，辩论，以至DAP斗争这么久，都无法向马来人厘清争取华族权益并不会剥夺马来人利益的事实，我们很在意南洋商报, 新海峡时报上的争论, 却不注重马来前锋报, UTUSAN 的内容。可是，如果说DAP有责任，那么在朝这么多年, 有更好的媒体发布管道的马华和民政党，是不是更责无旁代呢?

而我是这样回复的∶

你这个论点有意思∶“我们比较不介意别人得到了什么, 可是我们会很介意自己给夺走了什么。”

我觉得大多数的人会有这样的想法，都是因为过去我们有太多的事情不能摊开来讲。种族之间的交流不平衡之下，才造成了这样的观念。也就是大家河水不犯井水。换句话说，你那边发生什么我们不在意，不过若是你插了手进来就不对了。

你说得没错，巫统一直以来向马来人灌输一种危机观点，让他们觉得自己得不到的事物，是因为都给了其他人。为了要保持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对抗是必须的。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例如在教育上，若政府能够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又何必要有固打的存在？本来固打的存在是因为需要分配有限的资源。不过若你说马来西亚的教育资源有限，以前就也许可以骗一骗，但现在怎么说得通呢？

你的马来讲师告诉你，华小在宪法下是非法的。你可有据理力争，或是心里觉得：“也许他说得对”？

我觉得你当时一定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了。因为你根本对宪法不熟悉。因为你从来都不觉得你有必要去明白宪法到底说了什么，因为你也是几十年来，被政府分而治之的其中一个人。

不，我不觉得我们以各自种族的语言交流和辩论有什么问题。我们无论什么源流，从小学开始就学习国语了。一直到大学，国语是必修科也是必须及格的考试。但是种族之间却有太多的课题不能公平地摊开来谈论，以致我们的马来文到头来只是用来出护照和向mamak摊主点拉茶喝。

这也不奇怪，各族间的任何课题若能摊开来谈，就有交流。若有了交流，谅解就会达致，谅解达致了就会团结，若我们大家团结了，政府还能行使分而治之的政策吗？政府在外头大喊大家要团结，实际上是最不希望我们团结的。

马哈迪自己早已承认，国阵要让所有人都不满，国阵才能执政。

关于“DAP斗争这么久, 都无法向马来人厘清争取华族权益并不会剥夺马来人利益的事实。”这点则是可圈可点。因为实际上，DAP不必向马来人厘清他们在争取华族权益。DAP有这样 的刻板形象（争取华族权益），虽然自己本身有出错，但大都是拜执政党所赐。DAP一直以来的理想本来就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所以所争取的，是所有人的 利益，不是华族的利益。不过这种理想在种族政治横行时代上没有丝毫作用，以致DAP只有靠争取华族权益来为自己得分。

我不否认，纵使我们处于的环境对我们不公平，但我们还是拥有一些优越感。我们看不起马来人的一切，总认为他们的成功都是有政府在作后台，并不是真正的有 料。政府不喜欢非马来人，马来人不喜欢非马来人，非马来人能够怎么样？叩再多的头他们也不会满意。喊得再大声他们也不见得会退让，现在甚至是加入他们的宗 教，他们也要“分”马来人回教徒和非马来人回教徒。

我们很在意南洋商报, 新海峡时报上的争论, 这是因为我们的处境已让我们没有更多的本钱或条件可以去在意马来报纸的报导。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本来许多课题都不能摊开来说了，即使是说了，也等于 没说。政府不会聆听，马来媒体更不会聆听，非政府组织也许会敷衍听听，但你却随时随地会因为你所说的话招来牢狱之灾。那又何必自找麻烦，自讨苦吃？

所以，若说到种族不团结，马华和民政党不是更责无旁代，而是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做了帮凶。不然那里会有马华卖华的指责呢？

《两尖之见》开场白

在英文中，“two cents”的字面意思是“两分钱”。另外它也有一个非常口语化的意思，表示“意见、观点”。据说，说话的人为了表示谦卑，或避免冲突，于是就用两分钱来表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有“我的意见只值两分钱”的意思。在讲究自由解放的西方也能有这么“中华式”的谦虚，看来“礼多人不怪”这句话，到哪里都是通用的。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我那祖籍是福建永春的外婆把一分钱念成一尖（Jit Jiam），当时的五分钱还可以买到三粒糖。而我祖籍是广东梅县的阿公，也是把一分钱念成一尖（Yit Jiam）。而我隔壁的广府大婶却把一分钱念成一针（Yat Zham）当我听得出收音机播报的股票行情时，一分钱是叫做一仙。

到了今天，没有人会把一分钱看的上眼。甚至是掉在地上了，也不好意思再拾起来。而政府却把它给四舍五入，变作‘毛’去了。是的，他们在学校都是一毛两毛的叫。外婆阿公大婶却是一角两角的叫。电台则还是用‘仙’。

我决定在这里写写有关我的一些不值钱的意见。所以就把这些不值钱的意见归纳成一个叫做《两尖之见》的标签，方便搜索。

当然，我是不能用two cents的，因为这里是波列国，不是西方国家。怎么说，也要吸收了，然后做出自己的东西出来，才算是有进步。